萧红《一条铁路的完成》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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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红 上传者：rtert777 日期：08-08-02 |
一九二八年的故事，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而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记载的文章之后，我就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子中学里的学生，是开始接近冬天的季节。我们是在二层楼上有着壁炉的课室里面读着英文课本。因为窗子是装着双重玻璃，起初使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那小小的通气窗传进来的。英文教员在写着一个英文字，他回一回头，他看一看我们，可是接着又写下去，一个字终于没有写完，外边的声音就大了，玻璃窗子好象在雨天里被雷声在抖着似的那么轰响。短板墙以外的石头道上在呼叫着的，有那许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使我想象到军队，又想到马群，又想象到波浪，……总之对于这个我有点害怕。校门前跑着拿长棒的童子军，而后他们冲进了教员室，冲进了校长室，等我们全体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校长室里在闹着。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光荣，使我以后见到男学生们总带着对不住或软弱的心情。
“你不放你的学生出动吗？……我们就是钢铁，我们就是熔炉……”跟着听到有木棒打在门扇上或是地板上，那乱糟糟的鞋底的响声。这一切好象有一场大事件就等待着发生，于是有一种庄严而宽宏的情绪高涨在我们的血管里。
“走！跟着走！”大概那是领袖，他的左边的袖子上围着一圈白布，没有戴帽子，从楼梯向上望着，我看他们快要变成播音机了：“走！跟着走！”
而后又看到了女校长的发青的脸，她的眼和星子似的闪动在她的恐惧中。
“你们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她好象被鹰类捉拿到的鸡似的软弱，她是被拖在两个戴大帽子的童子军的臂膀上。
我们四百多人在大操场上排着队的时候，那些男同学们还满院子跑着，搜索着，好象对于小偷那种形式，侮辱！侮辱！他们竟搜索到厕所。
女校长那混蛋，刚一脱离了童子军的臂膀，她又恢复了那假装着女皇的架子。
“你们跟他们去，要守秩序，不能破格……不能和那些男学生们那样没有教养，那么野蛮……”而后她抬起一只袖子来：“你们知道你们是女学生吗？记得住吗？是女学生。”
在男学生们的面前，她又说了那样的话，可是一出校门不远，连对这侮辱的愤怒都忘记了。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
走向火车站必得经过日本领事馆。我们正向着那座红楼咆哮着的时候，一个穿和服的女人打开走廊的门扇而出现在闪烁的阳光里。于是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叫改为“就打倒你”！她立刻就把身子抽回去了。那座红楼完全停在寂静中，只是楼顶上的太阳旗被风在折合着。走在石头道街又碰到了一个日本女子，她背上背着一个小孩，腰间束了一条小白围裙，围裙上还带着花边，手中提着一棵大白菜。我们又照样做了，不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说“就打倒你！”因为她是走马路的旁边，我们就用手指着她而喊着。另一方面，我们又用自己光荣的情绪去体会她狼狈的样子。第一天叫做“游行”、“请愿”，道里和南岗去了两部分市区。这市区有点象租界，住民多是外国人。
长官公署，教育厅都去过了，只是“官们”出来拍手击掌地演了一篇说，结果还是：“回学校去上课罢！”
日本要完成吉敦路①这件事情，究竟“官们”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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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东北的掠夺，与东三省反动当局勾结攫取修造吉五（吉林至五常）、长大（长春至大赉）、洮索（洮南至索伦）、延海（延吉至海林）、吉会（吉林至朝鲜会宁）等五条铁路，引起了东三省广大人民的抗议，掀起“反五路”斗争。coc2在黄昏里，大队分散在道尹公署的门前，在那个孤立着的灰色的建筑物前面，装置着一个大圆的类似喷水池的东西。有一些同学就坐在那边沿上，一直坐到星子们在那建筑物的顶上闪亮了，那个“道尹”究竟还没有出来，只看见卫兵在台阶上，在我们的四围挂着短枪来回地在戒备着。而我们则流着鼻涕，全身打着抖在等候着。到底出来了一个姨太太，那声音我们一点也听不见。男同学们跺着脚，并且叫着，在我听来已经有点野蛮了：
“不要她……去……去……只有官僚才要她……”
接着又换了个大太太（谁知道是什么，反正是个老一点的），不甚胖，有点短。至于说些什么，恐怕也只有她自己的圆肚子才能够听到。这还不算什么惨事，我一回头看见了有几个女同学尿了裤子的（因为一整天没有遇到厕所的原故）。
第二天没有男同学来攫，是自动出发的，在南岗下许公路的大空场子上开的临时会议，这一天不是“游行”，不是“请愿”而要“示威”了。脚踏车队在空场四周绕行着，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是个很大的脑袋的人，也没有戴帽子，只戴了一架眼镜。那天是个落着清雪的天气，他的头发在雪花里边飞着。他说的话使我很佩服，因为我从来没有晓得日本还与我们有这样大的关系，他说日本若完成了吉敦路可以向东三省进兵，他又说又经过高丽又经过什么……并且又听说他进兵进得那样快，也不是二十几小时？就可以把多少大兵向我们的东三省开来，就可以灭我们的东三省。我觉得他真有学问，由于崇敬的关系，我觉得这学联主席与我隔得好象大海那么远。
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于是我就站在雪花里开始读着我已经得到的传单。而后有人发给我一张小旗，过一会又有人来在我的胳膊上用扣针给我别上条白布，那上面还卡着红色的印章，究竟那红印章是什么字，我也没有看出来。
大队开到差不多是许公路的最终极，一转弯一个横街里去，那就是滨江县的管界。因为这界限内住的纯粹是中国人，和上海的华界差不多。宣传队走在大队的中间，我们前面的人已经站住了，并且那条横街口站着不少的警察，学联代表们在大队的旁边跑来跑去。昨天晚上他们就说：“冲！冲！”我想这回就真的到了冲的时候了吧？
学联会的主席从我们的旁边经过，他手里提着一个银白色的大喇叭筒，他的嘴接到喇叭筒的口上，发出来的声音好象牛鸣似的：
“诸位同学！我们是不是有血的动物？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老百姓给日本帝国主义做奴才……”而后他跳着，因为激动，他把喇叭筒象是在向着天空，“我们有决心没有？我们怕不怕死？”
“不怕！”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地嚷着不怕，但我对这新的一刻工夫就要来到的感觉好象一棵嫩芽似的握在我的手中。
那喇叭的声音到队尾去了，虽然已经遥远了，但还是能够震动我的心脏。我低下头去看着我自己的被踏污了的鞋尖，我看着我身旁的那条阴沟，我整理着我的帽子，我摸摸那帽顶的毛球。没有束围巾，也没有穿外套。对于这个给我生了一种侥幸的心情！
“冲的时候，这样轻便不是可以飞上去了吗？”昨天计划今天是要“冲”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有点特别聪明。
大喇叭筒跑到前面去时，我就闪开了那冒着白色泡沫的阴沟，我知道“冲”的时候就到了。
我只感到我的心脏在受着拥挤，好象我的脚跟并没有离开地面而自然它就会移动似的。我的耳边闹着许多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也不远，也不响亮，可觉得沉重，带来了压力，好象皮球被穿了一个小洞嘶嘶的在透着气似的，我对我自己毫没有把握。
“有决心没有？”
“有决心！”
“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这还没有反复完，我们就退下来了。因为是听到了枪声，起初是一两声，而后是接连着。大队已经完全溃乱下来，只一秒钟，我们旁边那阴沟里，好象猪似的浮游着一些人。女同学被拥挤进去的最多，男同学在往岸上提着她们，被提的她们满身带着泡沫和气味，她们那发疯的样子很可笑，用那挂着白沫和糟粕的戴着手套的手搔着头发，还有的象已经癫痫的人似的，她在人群中不停地跑着：那被她擦过的人们，他们的衣服上就印着各种不同的花印。
大队又重新收拾起来，又发着号令，可是枪声又响了，对于枪声，人们象是看到了火花似的那么热烈。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完成吉敦路”这事情的本身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滨江县政府。到后来连县政府也忘记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这一场斗争到后来我觉得比一开头还有趣味。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但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
“打倒警察，打倒警察！”
我手中的传单，我都顺着风让它们飘走了，只带着一张小白旗和自己的喉咙从那零散下来的人缝中穿过去。
那天受轻伤的共有二十几个。我所看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的血还凝结在石头道上。
满街开起电灯的夜晚，我在马车和货车的轮声里追着我们本校回去的队伍，但没有赶上。我就拿着那卷起来的小旗走在行人道上，我的影子混杂着别人的影子一起出现在商店的玻璃窗上，我每走一步，我看到了玻璃窗里我帽顶的毛球也在颤动一下。
男同学们偶尔从我的身边经过，我听到他们关于受伤的议论和救急车。
第二天的报纸上躺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象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
以后，那条铁路到底完成了。
萧红生平简介
1911年6月1日，她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内一个地主家庭，取名张乃莹。
1920年，生母病故。继母与她感情淡漠，父亲思想保守，专制顽固，只有年迈的祖父能给这缺少爱的孩子一点安慰。
1927年，她考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读书，喜爱绘画和文学。
1930年，父亲令她退学，准备与未婚夫王恩甲完婚。19岁的她既不愿让父亲把自己当礼物去交换富贵，又因劝伯父不要再增加佃户的地租而遭到一顿打，便逃出家庭。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后来与流浪街头的她相遇时也是冷眼相对，她亦终生不曾再回过呼兰县的家。
1931年，这个无家、无业、无处栖身的姑娘，在窘迫之际遇上王恩甲，先受骗后被弃，孤身困于旅馆。
1932年，在即将被旅馆老板贩卖以抵所欠旅食费时，她得到萧军的帮助，脱出困境。秋天，她与萧军结合，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他们租不起五角钱一天的铺盖，买不起五分钱一个的“列巴圈”；一个的鞋带断成了四截，另一个就把自己的鞋带分成两段，两个人束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里，两个人穿着夏天的鞋子，饥肠辘辘地在雪地上奔走谋生……
1934年，日伪在“满洲国”加紧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她和萧军因编辑进步刊物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便于6月离开哈尔滨至青岛。10月又因青岛形势险恶奔赴上海，两人同鲁迅接触并接受其影响。
1936年，她因萧军的感情背离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只身东渡日本。
1937年，她返回上海。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成为“孤岛”后，应李公朴之约，于次年初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其后和萧军分手。
1940年，她和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办《时代批评》刊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攻陷香港。她正患严重肺病，靠朋友的接济住院治疗。炮声隆隆中，端木蕻良弃她而逃。
1942年1月13日，她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病情恶化。18日，确诊为恶性气管扩张，第二次动手术换喉头呼吸管。21日，所住医院被日军占领，改为日本战地医院，病人全部被驱逐。22日，在战争与病痛的折磨中，她与世长辞，年32岁 。
病重的日子里，她已不能说话，只用笔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寥寥数语，写尽了一生的痛苦与挣扎、漂泊与无奈、奋斗与成就。
作为女人，她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父亲的绝情绝义、未婚夫的始乱终弃、丈夫的背信弃义、爱人的临阵逃离；全部苦难——仅仅为了活命的生存苦难、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苦难、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种种病痛对身体的折磨……她颠沛流离于哈尔滨、上海、日本、北京、重庆、香港之间，独自以柔弱之躯抵御着饥饿、寒冷、病魔、战火，不然又能怎样呢？她的家早就对她关死了门，她的国正被片片蚕食，她的爱要么被践踏，要么得不到回应，她的一生啊，多的是凄苦、误解和嘲讽，少的是欢乐、安宁与温情。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一只盘旋徘徊在20世纪初荆棘林里的鸟儿！
作为作家，她却并未颓然倒下，反而顽强地挺立着，以其柔韧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超拔于那个时代。
在饥寒交迫的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自此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她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生死场》是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中篇小说首次以“萧红”为笔名，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之中。鲁迅对她寄与厚望，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序言中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生死场》轰动了文艺界，被誉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萧红是从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与泪的路，但她并未把创作当成个人情感的宣泄，取材上并未园囿于女性生活，而是着眼于群体——女性群体、民族群体、人类群体，艺术视野恢弘开阔，写作思想处于理性的自觉状态，语言明丽、和谐、沉静，没有幽怨、阴郁、罹怒，关于民族、关于历史、关于人生、关于人性……所有的感慨和无奈都沉在苍凉的底子里，使她迥异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女作家。这一点，在她后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中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和熟练了。
《呼兰河传》以闭塞的呼兰城为背景，展示了这里的风土、民俗和居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性格。这里，有明亮的天空、美丽的后花园、慈祥可爱的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有荒凉、贫穷、冷漠、愚昧和野蛮，人们顺应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差别和改变，扼杀一切不驯与生机是全体居民共同的责任，而做这些又完全没有恶意甚至是出于善意。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象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当众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而这一家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
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但其深刻、独到、穿透人性的思想内涵，超越了时限和地域，令一代代读者体验到它对心灵的观照价值，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的第九名。
观萧红其人，读萧红作品，令人想到《荆棘鸟》扉页上的那段话：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棘刺上，在那荒蛮的纸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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