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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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遇春 上传者：admin 日期：12-05-24 |
提起梁遇春(1906-1932)，这位'中国的兰姆'，现代人是从他的两本散文集《泪与笑》和《春醪集》中认识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天才的。他的散文深得英国小品文的精髓，技巧感情神似18世纪英国散文大家查尔斯·兰姆，承袭一种悲剧式的幽默，又因扎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从中汲取养分，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是作为风格独特的散文大家而占据一席之地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散文创作，梁遇春更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数量上远超过了散文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本文拟探讨一下作为翻译家的梁遇春以及他的翻译实践。
一、梁遇春的生平及事迹
梁遇春，别署驭聪，又名秋心，1906年出生于福州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8年秋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今福州一中）。1922年暑假始，梁遇春先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就读北大英文系，师从叶公超、温源宁等名师，于1928年毕业，因成绩优秀，留系里任助教。后由于政局动荡，北大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梁即随温源宁教授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30年又与温源宁同返北大，负责管理北大英文系的图书，兼任助教。1932年夏犯猩红热，在北京盎然长逝，年仅27岁。
从1926年冬到1932年夏不满6年的创作生涯里，他为《语丝》、《现代文学》、《新月》和《骆驼草》等杂志撰写了36篇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后结集为《泪与笑》与《春醪集》。同时他又翻译了二三十种外国文学作品，如《英国诗歌选》、《英国小品文选》,《草原上》,《摩尔·弗兰德斯》等。短短六年能有如此丰富的作品问世，好友冯至称他足以媲美中国唐代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尽管梁遇春不是诗人，他的散文却洋溢着浓浓的诗情，成就虽不能与这几位短命的诗人相比，然而短短六年的丰富著述证明他们的才情与勤奋。
二、 梁遇春的译路历程
翻译是跨越两种文字，两种文化的艺术。翻译大家傅雷在《论文学翻译书》一文中说: '一个成功的译者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回顾梁遇春短暂的一生，他的确具备一名成功译者的一切素养。十八岁进北大就读英文系，成为叶公超等一代英语名师的得意门生，广泛涉猎英美文学，沉浸于色彩斑斓的英语文学世界。毕业后留校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他在专业上的出类拔萃。他为人敏感，且具有诗人的情怀。友人刘国平在《泪与笑·序》里如此评价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他的脑海里来往自由一有逗留，一幅对联，半章诗句都会引起他无数的感想和傅会，扯到无穷远去，与他亲密的人领会这错中错，原谅他，佩服他，引起同感非常曲折深邃……。'在一篇文章里，他将 '读万卷书'与 '行万里路'进行对比。 他向往古今中外行过万里路的作家与诗人，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和壮丽的篇章。然而他自己的人生路却极其平凡，不外乎福州-北平-上海-北平，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中作为学生和助教度过的。因此在他短暂的青春中，他追求探索人生的基础和人生经验的获得主要来源于书本，而非生活。平时他看书极其驳杂，堪称博览群书的典范。冯至在《谈梁遇春》也提到 '他博览群书，受影响较多的，大体看来有下边三个方面：他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的诗，尤其是宋人的诗词学习到如何吟味人生，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换言之，他的多读深思弥补了自己生活经验和常识的缺乏。而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则使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那两本广为传诵的散文集《泪与笑》与《春醪集》文章醇厚，文字隽永，被称为新文学的六朝文。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长卷中，《泪与笑》和《春醪集》以其独特的风格曾经大放异彩。
三、梁遇春的翻译风格
梁遇春短暂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忙于创作译书的一生。尽管他没有总结自己的翻译理论，但从他的译作中，我们不难窥见他的翻译原则和他在翻译上的追求。下文谨以《英国小品文选》为例，对其翻译特点及风格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英国小品文选》是梁遇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作。据说那些三四十年代念大学的人在步入老年阶段还会津津乐道于这本著作。这本书的深广影响或许应该归功于梁遇春采取了适合于那个年代的翻译策略--以读者为中心（readers-oriented）。这一翻译思想首先体现在这本书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这种想读者之所想的做法还体现在其详尽的译注中。梁遇春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和注解，在原著者和不甚了解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史和其他西方文化的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读者从这些译注中吸收知识，更好地了解原作。此外，由于他对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坛，尤其是小品文非常熟悉，他的注解给人以娓娓述说周围人逸事的感觉，很是亲切。
书中的译注主要包括(1)有关作者的介绍。兰姆(Charles Lamb)在《一个单身汉对于结了婚的人们的行为的怨言》中写到： '……却是为了一个更结实的理由。'原文中没有进一步解释，对兰姆不是很了解的读者就会有疑问-什么理由。梁适时加注： '兰姆为了照顾偶尔发疯的姐姐而终身不娶。'这么一来，读者就豁然开朗了。(2)对文中涉及的一些作家作品的介绍。如在兰姆的《读书杂记》中出现了三十多个历史人物，梁对此一一加注，其译风严谨可见一斑。(3)对小品文及小品文作家的论述。这些论述观点之精辟独到，涉及面之广,数量之多，实可结集为 '小品文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读者理解文章。梁在《读书杂记》的一个译者注中称：'兰姆是对现在没有热烈的趣味，而无时无刻不沉醉于过去朦胧仙境的人，他最擅长的题材是 ’忆旧’。所以他对新闻报纸没有什么爱好。他说过, ’I cannot make these present times present to me.’深思好古的Hawthorne 也说,’I cannot understand the newspapers on history till it is at least a hundred years old.’凡是带这种癖性的人，写出的小品都情绪婉转缠绵，意味隽永，经得起我们的咀嚼，所以好的小品文作家多半免不了钟情于已过去的陈迹或异代的逸闻，如Montaigne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又如在翻译William Hazilitt的《青年之不朽感》 里有这么一个译者注: ' Hazilitt把’过去’看得比’现在’还重，他是一个恋着肉化血枯的骸骨的人，曾做过一篇绝妙的小品文，论’过去和将来’。本来回忆是小品文作家的一种好法子，不管什么东西经过时间宝库的储藏，拿出来都觉得带有缥缈蕴籍的气概，格外有趣，那种妙处正如白云罩着半露天外的远山一样。Charles Lamb最擅长做这种文章。'这样的评论，随处可见，不甚枚举。
梁遇春这种译注法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在那个年代是必需的，也是极其合适的。他生活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具有先进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掀起一场革新运动，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思潮，小品文也是在这个年代被大量引进和借鉴的。一般读者对西方作家、作品、作者所处年代以及西方文化等不可能都像知识分子了解得那么深刻，因此在翻译西方作品时加以适当的译注无疑有益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前文提过，梁遇春没有留下什么翻译理论。他在自己的译作中是实践着某些翻译理论，其中之一即是同乡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他也以这种理论作为判断翻译优劣的标准。如在艾迪生(Joseph Addison)《论健康之过虑》中，他加注道： '最近牛津大学出版部有一种E.J.Trechmann译的（Montaigne的小品），达雅两条件具备，至于信与否，则原文是十六世纪的法文，我连拿来对照看，都没有这勇气……。'
严复认为,'信'（faithfulness）指忠实，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 '达' （expressiveness）指通达，要求译文语言畅达，能令人读懂； '雅'（elegance）即语言文雅。这三个标准以'信'为中心。从梁的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奉行直译的原则，追求与原文基本一致的译文。对双关语及费解的句子的处理方法是直译加译者注。在《一个单身汉对已结婚的人们的行为的怨言》中，有一句这样的话：I could forgive their jealousy, and dispense with toying with their brats, if it gives them any pain; but I think it unreasonable to be called upon to love, where I see no occasion, … 梁译为：我能够原谅他们的猜忌，情愿不去玩弄他们的小孩子，若使他们因此感到什么痛苦；但是我想那是很无理的，我去’爱’他们的孩子，当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按汉语的语法习惯，从句一般置于主句之前，而主句作为表达重点放在句末。但梁在翻译此句时却一反汉语的常规，将if 和where引导的从句放在主句之后，这是按照英语的习惯，即原文的顺序。结果两个分句恰似平行结构，句子显得更整齐了，同时也保留了原文独特的韵味。双关语典型的翻译出现在哥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快乐多半靠着性质》一文中。句子是：Dick Wildgoose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快乐的傻家伙。Wildgoose看似平常的姓氏，却是一个双关语。梁译作'狄克·魏尔德戈斯'。在译者注中，他进一步解释到： ' Wildgoose 此字译意是'野鹅'，英国人以为鹅是傻的东西，这位先生又是野性难驯的，所以这个名字实在有意义。'这样处理，译文与原文出现了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注解又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双关语。
然而，奉行直译，在实践中常常难以实现。在译入语（target language）中有时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眼来对应译出语（source language）的词，这时只能力求对等（equivalence），而非绝对相同（identity）。梁遇春在翻译标题中Essay这个词时就颇费周折。Essay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属于散文范畴，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在汉语中还无法找到与之绝对对应的文体，而且还未有前人翻译过这个词。对此，梁不妄下结论，在译者序中他写道：'Essay这个字非常复杂，在中国文学里带有Essay色彩的东西又很少，要找个恰当的字眼来翻，真不容易。只好暂译作’小品文’……希望国内爱读Essay的人，能够想出更合适的译法。'这种谦虚严谨的态度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小品文’也已成为Essay的习惯译法。
最后，在评价作为翻译家的梁遇春时，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成就无法与和他同为闽籍的翻译家严复，林纾，林语堂等相提并论，毕竟他能投入译作的时间太短暂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在翻译上的成就。对当时西方文化的传播，国人眼界的开拓，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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