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大师云集。“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①当时联大的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等，外国文学系教授钱钟书、冯至、卞之琳、柳无忌、吴宓、陈铨等，他们各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等著述，都是文学修养一流的人才。汪曾祺、林蒲、吴纳荪、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穆旦等都是联大文学院毕业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晚辈。“汪曾祺说他报考西南联大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沈从文也很欣赏他，最终汪曾祺成了沈从文的高足。”^②直到晚年，汪曾祺还带着点孩子气地宣布，自己是沈从文的“得意高徒”。抛开师生相处形成的私人情感，沈从文先生到底教给汪曾祺什么，让他多年之后，在梦中仍像小学生般恭敬聆听老师的教诲？“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③文学创作和作文教学方法相通，我们仔细研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不仅能破解“创作能不能教”这个难题，而且能发现沈从文先生“得法”的写作教学秘诀，对当下的作文教学不无启迪。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④常常见到，当下的一些作文教学就是老师先传授一下“写作秘诀”，然后布置作文，让学生自己去写，写完了，交上来教师批改，写个评语或打个分，训练就算结束。碰到好一点的作文，老师就做示范作文读一读。久而久之，喜欢写作文的寥寥无几。应该说，当下的作文教学对“讲”是十分怪异的：在作文指导阶段，大讲特讲；在作文评讲阶段，惜“讲”如金。“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⑤作文教学不能空谈高头讲章，而应实实在在地教学生写作：不仅要关注写前指导（命题、立意、选材、结构等），更要注重写后评讲（师生探讨、学生互评、二次写作等）。无数事实证明，仅仅注重写前的“讲”，忽略写后的“讲”，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低效的。

成功的作文教学总是要关注学生的习作。评改作文的要求要具体，操作性要强。“失”，要有行之有效的提高措施；“得”，要有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的恰当评价。茅盾先生上小学时，老师在他的《宋大祖杯酒释兵论》的文末，写下这样的批语：“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少年的茅盾该是如何受其感发和激励！学生的写作水平是不均衡的，有的作文甚至只有个别句子、词语较为精彩，那么老师在写评语的时候，就要抓住学生的这些闪光点，来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文中的两个比喻句很美妙，独特，读后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很喜欢，希望以后还能享受到，老师相信你！”虽然寥寥数语，但这种激励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⑥沈从文先生曾经以“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等题目来训练学生的描写能力，对较为出色的习作，再推荐发表。他认为，作文片段训练能把细致的观察思考和写作结合起来，从而逐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片段作文相对于整篇文章的写作，它突出某一种单项写作能力的培养，可以描写生活中的一个细节，说明事物的一个方面，谈论对某事某现象的一点看法……这种分解的写作练习往往是通往高层次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可以帮助初学者尽快累积起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最初的基石，这些基石是构建个性化作文创造之塔的有力积淀。精致的片段是完整篇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件，“聚沙成塔”“垒砖筑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片段作文训练之于篇章作文就是聚沙、垒砖、垒土的过程。片段训练得法，就可以顺利过渡成篇；片段训练扎实，就不愁写不出鸿篇巨制。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有强烈的片段训练的意识，只要长期坚持训练，就能不断提高写作能力。

“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⑦朴素的文风，是写作的一个基本底线，也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它要求写作要诚，要真，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写，落在纸上的文字一定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不能说假话、空话。沈从文的《萧萧》，在写这个乡下童养媳时，从来不照搬城里人的语言，不用“懵懂”“浑浑噩噩”来描述萧萧，只是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沈从文说他从来不让小说中的人物为自己代言，不去刻意地拔高他们。他同情自己笔下的人物，却不人为改变他们应得的运命，这样的写法方能写出一个个真实而“活”着的人。又如在《边城》中，祖父对翠翠说：“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这句话既非豪言壮语，也无华丽辞藻，但它是饱经沧桑的老船夫的人生信条，确是一句内涵深刻的临终嘱托。沈从文创造了他的“边城”世界，汪曾祺也创造了自己的“高邮”水乡，从某个角度看，他们都在用朴实的语言“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那条河串起了无数的故事、风景和人生，他们都想做那河岸边的诗人。

《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引导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避免为文造情。”作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就应该是引导学生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做真人。在教学中我们时常发现学生的周记或自选题作文往往较命题作文、考场作文写得真实感人，自然流畅。原因何在？因为在周记这样的写作活动中，学生没有处于压抑状态，没有说谎的必要，没有为炫文采而炫文采的需要，敢于袒露真实的自我，而在考试作文中学生为分数而写，在高分作文的“诱导”下，违心地“为文造情”“为文造采”。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⑧“他称他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⑨沈从文先生不仅帮助学生修改作品，引导学生进行专题性的阅读，而且亲自写作示范，树立标杆。长期以来，我们语文教师对作文教学指导方面可谓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有多少语文老师在坚持写下水作文？有多少语文老师有写作的习惯？语文教师自己不动笔写作，不能做示范，如何能指导学生写作？这岂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我们老师能像沈从文先生那样，来一点亲身示范，那效果会怎样呢？教师只有亲身实践才能知道写作的甘苦，才能更好地把握写作规律。教师能写出作品才有说服力，不能下水作文，就如站在岸边教人游泳，虽然口若悬河，但效果如何，不难想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叶圣陶在《文汇报》发表了《教师下水》一文，他旗帜鲜明地倡导“教师下水”练笔。其目的“无非希望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无论取材布局，遣词造句，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几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这样的时候，随时给学生引导一下，指点几句，全是最有益的启发，最切用的经验。学生只要心领神会，努力实践作一回文就有一回进步”^⑩。语文教师必须下水写作，已成为语文界的共识。没有“下水”的体验，老师对写作的指导往往隔靴搔痒；有了“下水”的体验，教师的指导更容易对症下药。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沈从文先生从一个小学毕业生，通过艰苦不懈地努力，成为“星斗其文”的一代文学名家，是值得后辈学习的励志丰碑。在平时的教学中，沈从文先生朴实、真诚地热爱着学生，体现了“赤子其人”的高尚品德。

语文教师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如文学修养、口头表达修养、课堂教学艺术修养等等，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阅读写作习惯更为重要。作文问题也是做人的问题，教师在做人方面的一言一行会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做人的质量决定了作文的质量。语文学科是一门人文性浓郁的课程，人文精神不能靠强硬的灌输，它重在熏陶，重在润物细无声地感染。在这过程中，教师示范引领的榜样作用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教师是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了，才能更好地完成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一个品德高尚、积极进取的语文教师往往具有较为全面的素养，有了这样的“内功”，方能可亲可敬，春风化雨，“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沈从文先生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写作能力应该是源自每一个自我言说、倾诉、想象的内心需要，只要施法得当、动之以情，是能进行有效训练与培育的。

①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第3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③④⑤⑥⑦⑧⑨?曹鹏选编，《汪曾祺经典散文选》第83页，第83页，第83页，第84页，第84—85页，第85页，第23页，第8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

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下册）第488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