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

那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也有了雏形。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说：“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更是残酷。《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这一诏书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决心和力度。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